编写《中国植物志》的科学家——钱崇澍
用拉丁文为植物命名和分类,这标志着该植物的名称和分类地位已被世界承认。能用自己的名字作为植物名称的后缀,不仅是个人荣誉,更是一个国家的荣誉。虽然在我国历史上,对植物学进行过一些研究,比如明代李时珍写的《本草纲目》,清代吴其浚写的《植物名实图考》。
但是,在1916年以前,不仅基础理论书籍都是外国的,就连中国植物的考察和研究论文也是外国学者写的。在中国学者面前中国植物的分类定名还是一个禁区。直到1916年,钱崇澍(1883—1965)发表了《华东毛莨属二新种》,才有了第一篇中国人用拉丁文为植物命名的分类学文献。1917年,他在国外发表的《钡、锶、铈对水绵属的特殊作用》,成为中国人应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植物生理学的第一篇文献。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是我国近代植物学研究工作的开端。
钱崇澍1883年出生在浙江海宁市。他生活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管教,读了许多《四书》、《五经》等方面的古书和诗词。据说他学习很努力,为了能集中精力读书,在浙江多雨的季节里,他经常一个人打着伞在雨里念书。在清代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他于1904年考中了秀才。但他对仕途之事没有兴趣,而是立志要献身于科学事业。钱崇澍放弃了多年所学的古书和古诗词,以坚定的信念走进了上海南洋中学,学习新知识,新文化。这里所教授的数学和英语等课程,很快吸引住了他,他对这些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南洋中学学习五年后,他来到店卫路矿学习工程。
1910年,27岁的钱崇澍为了追求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离开了祖国,前往美国留学。在美国,他在依利诺斯大学自然科学院、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学习期间,先学工程,后改学农业,最后专心攻读植物学。1916年,钱崇澍学成回国。
当时的民国能为钱崇澍提供什么科学研究的条件呢?军阀割据,战事不断,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钱崇澍凭着满腔热情和先进科学技术,就在这一无经费,二无研究基地,三无助手的条件下,开始了他漫长的植物研究生涯。虽然困难重重,但他并不气馁,科学研究绝不能停。
1916年,钱崇澍在南京江苏第一甲种农业学校任植物学教师,南京高等师范农科担任植物生理学教授。1923年,钱崇澍与其他两位植物学家编写了我国第一本大学生物系教科书《高等植物学》。在这本书中,订正了旧本植物学中不准确的名称和术语,把藓苔植物改称为苔藓植物,把羊齿植物改称蕨类植物,把隐花植物改称孢子植物,把显花植物改称种子植物。这次更改后的名称至今仍为学术界所采用。1926年,他第一个承担了兰科植物分类研究工作,同时还在植物生理学和植物生态学领域开展工作,成为中国研究植物分类学和生态学的第一个学者。他还培养了我国植物分类学和生态学的第一代研究工作者秦仁昌。就在这一时期,钱崇澍先后发表了一些极有价值和意义的论文,其中有《安徽黄山植物区系的初步记述》和《南京钟山之森林》。他还翻译了《细胞的渗透性质》、《自养植物的光合作用》等论文,为更快地传播和发展中国的植物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要发展我国的近代植物学,就必须建立自己的研究机构,组织自己的科技力量。钱崇澍与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一起,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帮助下,于1926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钱崇澍担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主任,还建立了实验室、图书馆、标本馆等。这里成为我国第一个初具规模的植物研究机构,还为我国培养了许多一流的植物学家。
在建立研究机构的前后,钱崇澍组织了多次野外考察工作。在浙江和江苏南部进行的植物区系研究中,采集标本一万多份。在深入湖北西部神农架附近的植物调查中,采得标本八千多份。他所组织的采集队深入江苏、浙江、安徽、四川等省的山谷和河流,采集了大量标本,获得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都为编写全国植物志、地区植物志和开展植物地理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条件。
为了团结全国植物学工作者更好地进行学术交流,开展科学工作,在钱崇澍和其他一些老科学家的倡议下,1933年8月20日在重庆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召开了中国植物学会成立大会。会上,他被选为评议员。在第二年的年会上,他又被选为《中国植物学杂志》的编辑。在参加四川省植物资源调查采集队时,他对全体队员说:“四川植物资源丰富,过去外国人有很多采集记录和研究报告发表,报道了一些有名的采集地,如南川的金佛山、宝兴的梅县以及峨眉山等处。这次调查我们一定要采集到比外国人采得更多的标本,发现更多的新种,为我国的植物学研究打基础……”。钱崇澍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在三年的时间里,他们踏遍了四川省的边远县区,采集了大量标本,记录了珍贵的野外资料,为四川省植物学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我国植物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钱崇澍苦心经营的南京生物研究所,被日军的炮火全部毁坏了。他们被迫迁至重庆北碚。由于物价飞涨和资金奇缺,没有多久,北碚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也被迫停办了。之后,钱崇澍接受复旦大学的聘请,担任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的职务。为此,他曾写诗一首表露他内心的愤慨与烦闷:“科学事业非空谈,炮火连天毁一旦,个人心血无还道,国家兴旺待何年?”
1937年,钱崇澍在四川大学生物系教书时,建立了四川省最大的标本室,珍藏标本达五十余万份,这也是全国各大专院校中收藏植物标本最多的标本室之一。它在我国的植物研究及其国际交流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7年,对于有人提出由美国出钱与我国合编《中国植物志》的主张,钱崇澍慷慨陈词:“中国的植物志一定要由中国人自己编写,不能由外国人代疱”。他用自己的言语和行动,表明了一个正直、爱国的科学家所具备的强烈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于1951年成立。钱崇澍被聘为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除了领导全所工作外,他还亲自参加了植被与植物区划的研究工作,主编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文献。
1959年,钱崇澍终于如愿以偿地主持了《中国植物志》的编撰工作。这部我国生物学巨著,将为植物种类的鉴定,开发利用我国植物资源,植物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以及发展我国农、林、牧、渔、医药、环境保护等等许多事业提供了科学的基本参考资料,也是我国植物学发展史上的一块丰碑。全书预计八十卷,约四千万字。要完成这个宏篇巨著可想而知它的工作量和困难程度,这需要组织全国各地的植物学工作者共同努力来完成。钱崇澍知难而进,亲自担任主编和荨麻科部分的编写任务。到他去世前,这部书共出了三卷。
1965年12月28日,癌症夺去了钱崇澍的生命,这位从事科学事业50年的83岁老人,为了我国近代植物学发展,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正是因为他对待每件事都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使得他在学术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国一批又一批的年轻科学家成长起来了。作为一位德高望重、有真才实学、谦虚谨慎的植物学家、教育家,钱崇澍赢得了整个植物学界的爱戴和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