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国忧民的科学家——秉志
前南京高等师范生物系是我国第一个生物系。前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是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这两个重要的生物学研究和教学场所的创办人都是一个名叫秉志的人。
秉志,满族,河南开封人。1886年生人,卒于1965年,秉志先生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积极从事生物科学的组织领导工作及研究和教学工作。他为我国生物科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生前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成为我国近代动物学的主要奠基人。
秉志的父亲是一位教师,在父亲的影响下,加之本人聪颖好学,背诵了不少四书五经和文史诗词。14岁时,父亲去世。15岁考进了当时的新式学堂河南高等学堂,学习英文、数学等。
三年后,为了追求进步,实现“报国”的理想,秉志离开家乡,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攻读英文和数、理、化。就在这期间,秉志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博览群书,对于达尔文的进化论特别感兴趣。他认为只有这种打破迷信思想的科学理论,才能救国,才能富国强民。于是在“科学救国”的指导思想下,1908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毕业证书,并于次年考取我国第一届官费留学生,入美国康奈尔大学生物系继续学习。从此,他开始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生物学事业。
秉志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师从著名昆虫学家尼德汉姆研究昆虫学。正因为他的勤奋刻苦才于1913年和1918年以优异成绩先后获得理学学士和哲学博士学位,成为美国西格玛一赛荣誉学会会员。秉志先生于1913年至1918年期间发表了三篇关于昆虫形态学和生态学的论文,成为我国近代昆虫学研究的先驱。毕业后,又到费城的韦斯特解剖学和生物学研究所,跟随著名神经学家杜纳森从事脊椎动物神经学的研究,发表论文两篇,在白鼠交感神经的发育与性别关系的研究中颇具独创性。
20世纪初的中国处在反动军阀的统治下,政治腐败,根本没有专门的科研机构。可在美国留学的秉志并没有因为身在异国他乡,就放弃了自己“科学救国”的理想。就在1914年,为了创建祖国的科学事业,秉志先生与留美同胞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社,成为我国最早的群众性自然科学学术团体。第二年十月,中国科学社宣布正式成立,秉志先生也被推选为五位董事之一,并集资刊行我国最早的学术刊物《科学》杂志。
秉志先生常说:“一个学生在美国那种环境中取得研究成果是可以预期的。但更可贵的是在国外受了训练之后,回到中国来,在我们这种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做出成绩来,使中国的科学向前推进一步。”秉志先生如此说,也正是这样做的。1920年,34岁的秉志先生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立即开始了为开创和发展我国生物科学事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21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生物系。还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编写了生物学教材,并讲授普通动物学课程。秉志先生那科学家的风度和魅力,别开生面的教学法,生动有趣地引用例证,深深吸引住了农业专修科的学生,甚至有一半的农业专修科学生主动改学动物学。秉志先生依靠拼命苦干,仅二三年的时间,就在南京高师把生物系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没有钱购置仪器设备,就自己动手制作,或用自己的薪水添置一些实验用品。利用假期,带领学生前往浙江和山东半岛沿海,为实验室采集标本。四年后,生物系的师生就已达八十多人了。
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秉志先生也十分重视科学研究。他经常说“教自然科学的人,必须亲自动手做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在秉志先生积极参与、主持下,1922年8月18日,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所在南京成立了。秉志先生被推任为所长。
初创的生物研究所条件不足,设备简陋。研究人员均由大学老师兼职。他们与秉志先生一起,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不取报酬地做义务研究工作。开始,中国科学社每年只有240元的经费,只是一个公务员的薪金。秉志先生同样,多次用自己的钱为研究所添置必要的设备仪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他的感召下,研究人员也都自愿捐助一些现款和书物。生活虽然清苦,可工作人员却都很努力,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秉志先生在南京高师和生物研究所倡导和培育了在学术界有口皆碑的勤俭刻苦、努力好学的优良学风。
从1920年回国后,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秉志先生在南京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从事脊椎动物的形态学与生理学研究,发表论文三十余篇。他还对我国动植物资源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收集了大批标本,积累了宝贵的资料。这一时期,他在研究我国白垩纪昆虫化石方面成绩斐然,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地位。1927年,秉志先生又在北京创建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以研究动植物分类为主,为我国沿海、华北、新疆、香港等地区腹足类软体动物的调查研究做出很大贡献。
秉志先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主持生物研究所工作期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使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向研究所捐款。可基金会里某些美国董事们却摆出一付恩赐者的面孔,对生物研究所的工作指手划脚。秉志先生不理会他们,说“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自己会办好。”凭着卓越的领导才能,研究所越办越出色,在外国人面前,保持了中国人的尊严和自信,也赢得了美国董事们的钦佩。
1930年初夏,一批日本生物学工作者突然提出要到我国四川等地调查动物资源。秉志先生立刻意识到来者不善。在克服经费短缺、人员不足的大量困难后,秉志先生和中国同行们团结协作,发奋努力,很快就圆满完成了考察任务,并立刻整理发表相关文章,从而保护了我国珍贵的动物资源。
抗战八年,秉志先生为了不为日寇所用,蓄起胡须,隐姓埋名,在上海过起“隐居”生活。那年月,秉志先生没有工资收入,白天在实验室的工作餐就是两块烧饼。大儿子只好辍学成了学徒工,大女儿依靠奖学金才得以继续求学。只是由于爱国人士的帮助,才使全家没有断炊。在如此困苦的情况下,秉志先生始终保持着一个爱国科学家的民族气节。虽然被困上海,却一直在打听去后方的路线。为此,他曾说:“不求别人谅解,但求无愧我心”。
秉志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努力,埋头苦干,都是为了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他曾说:“我一天不到实验室做研究工作,就好像缺了什么似的。”
盛夏酷暑,汗水如雨,衣衫湿透,可是秉志照常伏案工作,只是不时用毛巾擦一下而已。他常说:“科学决不辜负苦心钻研的勤学之人。”抗战之前,秉志只身在南京工作,又在北京兼职,极少回上海的家。他的小女儿曾经有一次把回家探亲的爸爸误认为是叔叔,弄得全家哭笑不得。
秉志先生为旧中国生物科学事业的发展操劳了大半辈子,他盼望着新中国的诞生,能使科学事业有更快地发展。在他年过花甲之时,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有了实现宏伟抱负的现实条件。他欢欣鼓舞,满腔热情,信心百倍地努力工作。他常常对人说:“活在这么好的时代,就是活到130岁也活不够。”每逢秋季,他都会犯过敏性枯草热,被病魔折磨得很痛苦,仍经常带病工作。
秉志先生治学态度严谨求实,对待工作一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极端负责。他亲自动手实验,遇到关键性问题则反复试验。他对每项科研工作都力求完整全面,内容充实了才肯整理发表。
在科研中,秉志先生讲究实用,密切结合人民的生产生活实际。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里,对鲤鱼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细致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1965年2月20日,80高龄的秉志先生上午还在实验室里工作,下午外出开会,晚上,因动脉硬化性心脏病突然发作,送到医院抢救无效,不幸在第二天凌晨与世长辞。
秉志先生的遗物中,一张发了黄的卡片上右侧书写着“工作六律”:“身体强健,心境干净,实验谨慎,观察深入,参考广博,手术精练。”下写“努力努力,勿懈勿懈。”左侧书写“日省六则”:“心术忠厚,度量宽宏,思想纯正,眼光远大,性情平和,品格清高。”下写“切记切记,勿违勿违。”可以说这个座右铭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在几十年的教学和研究中,秉志先生为祖国培育了大批人才,其中已成为专家的有数十人。对待年轻同志,他总是满腔热情,有求必应。他要求青年同志具备“五心三不怕”:“决心、信心、恒心、耐心、细心;要不怕困难,不怕麻烦,不怕失败”。除专业外,秉志先生也十分关心青年的思想进步。
秉志先生为人正直,富于正义感和爱国热情。他关心国家大事,青年时代他就积极参加学生爱国救国运动。在旧中国,他极端痛恨腐朽落后的反动派统治。新中国成立后,他深知人民江山的来之不易,热爱新中国。抗美援朝时,他将自己节衣缩食在南京置下的四处房地产全部捐给了国家。他还留下遗言将三千多册藏书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秉志先生身为著名科学家,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他曾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特邀代表,河南省政协代表及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河南省人民代表以及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秉志先生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献给了科学事业。秉志先生的一位学生曾用以下这些话来赞誉他的老师:治学严谨,学识渊博;要求严格,以身作则;教导有方,诲人不倦;诚恳朴实,团结同志;成立两所,艰苦创业;土洋结合,爱国心盛;洁身俭约,臻于完人;高山仰之,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衷心仰慕,启迪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