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单性生殖理论的科学家——朱洗
朱洗(1900—1962),原名玉文,1900年8月20日出生于浙江临海店前村的一个农民家中。朱洗是我国著名的实验生物学家。特别是在研究生物个体发育规律,即胚胎学,也叫发育生物学这一领域有着突出贡献。
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众多爱国志士,都在以各种方式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少年时代的朱洗,就怀有忧国忧民之心。1919年,五四运动的爱国浪潮也波及到了浙江的小山乡。朱洗成了发动学生罢课游行的带头人。结果,学校当局以“不法学生”、“煽动闹事”的罪名,开除了朱洗。
家境平平的朱洗,失学在家,苦闷彷徨。对于已经接触了新思想的朱洗来说,“科学与民主”才是救国的正确道路。这时正逢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倡导勤工俭学,这更加坚定了朱洗要到国外去寻求救国道路的想法。他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徒工,学习排字。省吃俭用,攒了一年的钱做旅费,于1920年5月登上一艘邮轮,经三十多天的漂泊才到达法国。
在法国求学的多数留学生,本着“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的精神,用辛苦做工赚的钱交学费上学。朱洗先后做过翻砂、车床、汽车修理等五六种工作。为了保住工作,朱洗每天清晨早早来到工厂。有一次,因为来得太早,工厂大门还没有开,朱洗只好翻墙过去,一不小心把随身带的饭盒打翻了,因此饿了一天肚皮。下班之后,他仍坚持补习法文。他用节省下来的钱,陆续买了一些书籍,刻苦攻读常到深夜。他曾这样说过:“在做工的四年中,千挫百折,尝尽了人生的苦味。”
这时的朱洗,除了工作,主要精力都放在阅读进化论方面的著作上。朱洗曾在他的一本专著《生物的进化》中,回忆当时的情景写到:“有一时期,我简直成为一个新拉马克主义的小信徒,时常和朋友争论进化问题”。五年之后,朱洗用做工积攒下的一笔钱,考入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向著名的生物学家巴德荣教授学习生物学。
巴德荣是法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卵细胞生理研究。他曾因在世界上第一个培养出一只“没有父亲”的青蛙而闻名于世。朱洗勤奋好学,在实验室里工作更是专心致志,一丝不苟。朱洗的聪明灵巧、踏实肯干深得老教授的欣赏。因此,当一年后朱洗的积蓄用完时,巴德荣教授就让朱洗留在实验室里边工作边学习。
在巴德荣教授的指导下,朱洗进行了蟾蜍的人工单性生殖和异种杂交,以及卵细胞分裂节奏分析等几项课题的研究和实验。这些研究逐步使朱洗下定决心,要为探索“开发育之门”贡献他毕生的精力。朱洗强烈的求知欲,使他不仅研读了本门学科的著作文献,还浏览了大量其他方面的科学书籍。
朱洗善于思索,思想敏锐,观察细致,很快就对巴德荣教授的工作,有了深入系统的了解,不久便成了教授名副其实的合作者。在与巴德荣合作的近八年中,朱洗共发表论文14篇。其中有不少工作都是朱洗首先发现苗头的。难怪巴德荣曾赞叹到:“朱洗挖掘了我的全部知识”。“这样好的青年学生,中国竟没有人知道!”
1931年,朱洗以论文《无尾类杂交的细胞学研究》,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身在异国他乡的朱洗并没忘记,此时此刻他的祖国正在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的蹂躏。他对老师说:“我们的国家非常落后,她需要科学。我来法国,就是为了要把学习到的科学知识带给祖国。”巴德荣教授不能不为朱洗这一腔爱国情所深深打动。11月,朱洗用多年的一点积蓄,买了些书籍和实验仪器,告别了一心想挽留他的巴德荣教授,启程回国了。
回国后的朱洗应聘于广州中山大学当教授。可是广州当局非但不很支持真正的科学事业,反而宣传那些陈旧的“生物自然发生说”。朱洗不得不与他的合作者一起,同这种伪科学进行一场辩论。1935年春天,朱洗辞去了中山大学的职务,来到北平,受聘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教育救国”的思想,促使他把每月的薪金除十分之一用于生活必需外,其余都用在家乡开办琳山小学上了。
在北平的日子里,郊外日军借口演习,竟然将坦克开进中国大学校园。朱洗教授忍受不了这种屈辱,常常失声痛哭。在别人的建议下,朱洗来到上海,筹办一个生物研究所。
在上海,朱洗寄居在朋友家中。他一面在中学教法文,一面继续搞研究。这里缺少研究人员,条件简陋。他和助手自己设计温箱,买不起化学纯氯化钠配制生理盐水,就用食盐替代。庄孝德教授曾说“谁能想到,蒸馏水处理蛙卵使其完全成熟的过程,这样一项出色的工作就是用食盐配制的生理盐水完成的。”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朱洗还培育出了两只人工单性生殖的青蛙。此外,朱洗还和巴金等人合办了一个文化生活出版社,并撰写了共八册的《现代生物学丛书》,目的是“想把许多已知的生物知识系统地介绍给一般读者,作为了解人类本身的引线。”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陷入敌手,朱洗没有了经济来源,研究工作也面临停步不前的状况。可朱洗不仅拒绝了重庆政府的聘任,也拒绝了汪伪政府的利诱,深刻地表现出一个爱国科学家的正直胸襟。就在这时,朱洗的一个好朋友,因为出版具有抗日倾向的书籍,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了。面对失去挚友,朱洗悲痛万分。上海形势如此险恶,朱洗只得愤然离开,回到了浙江临海老家。
在家乡,朱洗又办起了一座半工半读的“琳山农业学校”,收贫苦人民的子弟,开荒种地,搞生产自给。他看到农村缺医少药,与朋友们合作,开办了合作医院,推广新医新药,对群众宣讲卫生知识。虽然将自己酷爱的科学研究耽误了近三年,但却为人民、为社会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朱洗教授重新回到上海,四处奔走,希望得到支持,恢复他的研究工作。与此同时,朱洗应聘台湾大学。当时的“台大”确有点“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景象,而且那里气候宜人。以后的几年中,朱洗往返于上海和台北,一边任教,一边指导留在上海的几个助手恢复了部分科研工作。
直到上海解放后,朱洗教授应聘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担任所长兼发育生理室主任。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有了比较良好的实验条件和相当数量的助手,朱洗教授终于可以充分施展他的才华了。
1950年到1962年,朱洗教授继续从事两栖动物的卵球成熟、受精和人工单性生殖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众多科研成果。其中,1961年在他的实验室里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批“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着实让世界震惊了一次。
为什么是“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呢?原因是这样的:研究人员从冷藏库中取出经过冬眠的母蟾蜍(即癞蛤蟆),将肚子剖开取出卵巢,用细针把卵巢分成若干小块,放进含一定激素的生理盐水中,经过一段时间,科研人员将一颗颗棕黑色的卵球放在玻璃片上,涂上癞蛤蟆的血,接着用只有头发直径十分之一细的玻璃丝去刺卵球。使白血球随着玻璃丝进入卵球里面,起到精子的作用。然后洗净卵球,放进恒温箱,大约三个小时以后,有些卵球开始分裂,逐渐变成小蝌蚪,再变成小癞蛤蟆。其中的一只雌蟾蜍长到1960年,经过冬眠,于1961年3月,由一只雄蟾蜍受精,终于顺利地产出了三千多个受精卵,繁育出一批癞蛤蟆。这批癞蛤蟆真是与众不同啊!他们的母亲没有父亲,当然也就是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了。
这只雌蟾蜍是科研人员进行多次实验,多次失败,于1958年年底到1959年3月间针刺了40140个卵球后,共得到167只小蝌蚪,其中变成小蟾蜍的有25只,长成成体的有两只,可又死了一只。她可真是“四万里挑一”呀!难道还不珍贵吗?
朱洗教授和他的助手,就是靠这种认真细致,勤于思考,踏踏实实的作风,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令人瞩目的科研成就。比如在两栖类杂交的细胞学研究中,他阐明了杂交后代会出现完全正常的真杂种、中途夭折的真杂种、单组染色体的假杂种和双组染色体的假杂种等几种可能;在卵裂节奏的实验分析中,他提出了极重要的卵球发育的“时”、“空”概念;从家蚕混精杂交中,发现不同品种的逾数精子能影响子代的遗传性;阐明两栖类卵球受精机制,提出受精“三元论”学说;不同成熟程度的卵球受精后与胚胎发育的关系,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世界上第一只无父的母蟾蜍产卵传种,产生了第一批“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
朱洗常说:“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在科学上贡献自己的劳动是应该的,国家和人民给我们的已经太多了,我们应该为国家和人民多做一点事情。”他积极主动地根据国家的需要,以极大的热情,进行了印度蓖麻蚕引种驯化,家鱼人工繁殖等应用研究,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印度的蓖麻蚕吃蓖麻叶子,蓖麻是半野生植物,房前屋后,山坡路边都可种植,而且蓖麻蚕丝是纺织的好材料,蚕蛹含油很多,营养丰富。但中国的冬天没有蓖麻叶,这样印度蓖麻蚕就不能在中国越冬,这可怎么办呢?一次偶然的机会,朱洗教授捉住了一只樗蚕蛾。樗蚕丝是可以用作纺织原料的,并且它与蓖麻蚕有较近的亲缘关系。如果把两者杂交,是否有可能获得兼有双方优点的后代呢?经过多次实验,解决了卵不出蚕,蚕不结茧,蛹不化蛾,蛾不交尾等一系列难题。经过三四年的研究和试验,蓖麻蚕终于被驯化,在中国安家了。这不仅为农村增加了一项新副业,也为纺织工业增添了新的纤维原料。
有人估计,自从清朝以来,在我国的科学家中,用本国文字撰写科学书籍最多的是朱洗。他出版的著作总数共四百五十万字左右。其中有学术专著,也有通俗读物。
三十多年来,朱洗白天除了开会和卧病在床外,总是在实验室里一丝不苟地工作着;晚上则坚持写作。如果白天忙于公务,哪怕晚上十点以后才结束,他也要去实验室看看,坐下来写上几百字才回家。国家规定科学工作者每年有一定时间休假。而他每到这个时期都婉言谢绝。
除了专攻发育生物学外,朱洗对植物分类学、形态学、生理学、生态学、遗传学、进化论以及文学艺术和天文等都有涉猎。在他的头脑中,百科知识互相交融,随时为他的科学研究而服务。
1961年冬,朱洗教授终因操劳过度,重病在身,不得不住进了医院。即使在病床上,他仍忍受着痛苦,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编写《鱼类生殖及其后代的发育生长与变态》二十余万字(未完成)。朱洗教授忘我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朱洗常常说:“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八小时工作制是不行的。”他的行动也表明,他的生命与科学是真正融为一体了。
1962年7月24日,朱洗教授不幸与世长辞,上海市各界人士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人们怀着无限的敬意悼念这位人民的科学家。